中原地區的商業和商人活動，源遠流長，商族首領王亥是史書中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豫商。此后的春秋戰國、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各個歷史時期，商業都有不同發展并各具特色，而且涌現出許多著名的豫商，形成獨特的豫商傳統——寬宏的政治視野和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蘊。
定義豫商
要探討豫商傳統，必須首先明確豫商的定義。筆者認為，豫商應包括兩類：一類是生長于河南大地的商人或企業家，無論其事業在河南，還是已經走出河南者，均在此類；另一類是不生長于河南的商人或企業家，但其事業在河南者。古豫商便是指古代的豫商，而新豫商則是指現在和今后的河南企業家。
古豫商傳統
長久以來，豫商被忽略，被遺忘，被排擠在主流商業語言之外。歷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幫中，晉商、徽商等蔚為壯觀，很少會有人想到“豫商”。然而，中原地區的商業和商人活動，源遠流長，商族首領王亥是史書中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豫商，其后有范蠡、呂不韋、桑弘羊等豫商，近代有富了12代的康百萬。總結這些早期豫商的傳統，大致有以下幾條：
1. 寬宏的政治視野
弦高曾是鄭國一位普通的商人，一次出門經商，剛從鄭國出來，就發現秦國的軍隊朝著鄭國奔來。他知道此時鄭國一點防范都沒有。和秦國相比，鄭國本來就弱小，如果沒有任何防備，必定不堪一擊。想到此，弦高做了一個讓他流芳千古的決定，一方面，他自作主張，自抬身價，自封為鄭國國君的特使，并果斷地將12 頭牛作為禮物犒勞秦軍。與此同時，他又派自己同行的朋友火速回國報告秦軍來襲的消息。秦軍以為鄭國早有提防，于是放棄攻趙。一個商人，就這樣挽救了自己的國家。弦高的義舉，成功的強化了豫商的政治智慧。此外還有用治國將兵的理論來經商的白圭、善于進行長線投資和有政治頭腦跟戰略眼光的呂不韋等等，可見寬宏的政治視野是早期豫商就有的傳統。
2. 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蘊
豫商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他們把“誠、信、義、恕、讓”等儒家倫理道德貫徹到從商經營之中，倡導“恪守信用、誠信為本、利以義制、以義取財、樂群貴和、推己及人”的商業道德，表現了傳統商人“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的商業品格。
山西有喬家大院，河南有康百萬莊園，喬家興盛了三代，但是康家的鼎盛卻從明朝到清朝經歷了十二代之久。究其根源，在于康家講求經商賺錢，又注重儒家文化，而且多行善舉，修筑河堤，捐資助學，賑濟災民等。康百萬莊園里眾多的匾、額、楹、聯，都體現了康家對子孫的教育：修身養性，互相尊重；直率誠信，簡樸大體；做人以德為準，做事以誠信為條。另外，康家最有名的家訓——留余，意為上留余于天，對得起朝廷；下留余與地，對得起子孫百姓，這更是集中體現了康家秉承儒家文化的“財不可盡露，勢不可使盡”。
明清之際興起的懷慶商幫講究“守信、講義、取利”，把守信、講義放在取利之前，靠信與義來贏得人心。顯然，這種義利兼顧的特性也是儒家文化的特色。
豫商傳統對新豫商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經濟社會發展迅速，近年來，黨中央又提出中部地區崛起戰略，對于新豫商的成長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然而，在現代商場上，商人與商人之間角逐的不僅是經濟實力，更重要的包括整個商業文化。因此，早期豫商形成的傳統對新豫商的作用便凸顯了出來。
1. 社會責任感
早期豫商對政治的高度智慧發展到現代，則更多的體現為社會責任感。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新豫商把企業利益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有機結合在一起。他們也許不是最大最強的企業，他們也許不一定有很高的業績和利潤，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打動了很多人。
傳統的儒家精神發展到今天，更加提倡互利共贏。鄭州國貿中心商業地產的招商運營是公認的難題。后來在成功招商之后，業界評價說，新田置業在這個項目上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田太廣在商業運籌上使用的兩個措施。其一是開發商自己持有80%以上的商業物業，給投資者和經營者都吃下了一粒定心丸；其二是開發商和入駐商家聯手成立商業聯盟，雙方共生共贏、相互彌補、相互配合，有效錯開了業態分布，避免惡性競爭，保障了后期商業運營的成功。鄭州國貿中心的成功招商具體的證明了新豫商合作共贏的精神。
新豫商的崛起必須注重培養自身的文化精神，而這就需要大力弘揚古豫商傳統的優秀文化遺產，除了文中提到的寬宏的政治視野和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蘊，還有坦然從商、正當從商、吃苦耐勞、自強不息等優良傳統。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新豫商在繼承、發揚豫商傳統的同時，又結合時代特點，創造出了屬于新豫商的精神和文化。
晉商的衰落，余秋雨認為是晉商沒有引起社會知識階層的重視，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因此，新豫商的崛起，必須重視自身文化的構建，必須繼承和發揚優秀的豫商傳統。
